旧时光影像（外一篇）(6)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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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那天，我和周老二一路回忆着那些土坟里的事儿，如在废墟里考古的人。这时，一架飞机从头顶轰鸣而过。我和老二坐在石头上，沉默着，像风中冷去的石

那天，我和周老二一路回忆着那些土坟里的事儿，如在废墟里考古的人。这时，一架飞机从头顶轰鸣而过。我和老二坐在石头上，沉默着，像风中冷去的石头。想起十多年前，在我故乡山梁上修机场，我爷爷的坟需要迁移。我们把爷爷的坟挖起时，棺材烂成了几块朽木，爷爷也只剩下了几块凌乱惨白的骨头，但我分明看见，骨头里，几颗牙齿还在，爷爷好像还在尖厉地呼喊。

这些村庄里死去的人，像一片树叶在风中掉下来，无声无息，最后用黄土打包，成了坟。若干年后，坟也不见了，成了记忆。记忆也消失了，成了天地间飘荡的风。

我是生产队里的人，我生命的部分密码，是生产队的一些基因埋在我的血肉里，这个，绕不开。

在城里的父亲母亲，而今还喜欢去街上溜达梭巡，一旦发现从我们那个生产队里来的老乡，就会冲上去，紧紧拥抱，或者一直拉住手，说个不停。

有次，我看见父亲母亲碰到一个在城里居住的生产队老乡，父亲母亲居然和那人抱头痛哭在一起。我明白了，那就是所谓的乡愁吧，这不知是多少人的不治之症。

第五生产队，等我死了，做你那里的鬼。

总有一些旧时光的影像，镶嵌在我记忆的天幕里。这些影像，独自对我，星星一样闪烁。从前的慢船在宋朝，天空很蓝，是青花瓷一样的颜色。有一年，苏东坡坐一艘慢船去海南，到达那个当年还是蛮荒之地的孤岛，足足走了一个多月。我不能与苏东坡同坐一条船去宋朝，但那些年我坐慢船的时光，还在天幕隐隐中驶来，停泊在这个时代，属于我一个人的港口。坐一艘慢船，去河流下游，与骑一匹骆驼，去草原游牧，是一样的逍遥时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古诗，常让我神游在一条河流的下游，有我一个精神上的老友，手搭凉棚望尽千帆，或是一个红颜，依栏等我。看那河流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像甲壳虫一样随波逐流在水面上，那是属于河流上的慢船时代。而今，高铁高速航空时代早已来临，好多的慢船，已从河流退役了。有一天我在河流的港湾，看见一艘停靠的老式轮船，船舷上已积满了厚厚的锈垢。我想起这艘慢船在河流上行走的时光，船在走，浪在动，风在吹，一艘慢船，它的呼吸也是最古典的。坐一艘慢船出游，独自一人，或是有几个慢性子的友人陪伴，是那些年的美好时光。有年我坐一艘慢船去南京，要四个白天三个夜晚。在浪高风急的峡谷，我看到了岸边树上窜动的猴子，有一只猴特安静地托着腮，像我认得的写诗的吴三，他也猴一样瘦，高额深目，喜欢托腮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船走走停停，常常在深夜里摇荡的水声中，听客船上广播里响起的声音，到某某码头了，请旅客们带好行李下船。那些睡眼惺忪的乘客，扛着背着提着拖着行李下了船，他们那夜里的步履，也是梦游一样漂浮。码头上，小县城里深夜的灯光，萤火虫一样闪闪烁烁。船到了白帝城，正是清晨时的朝霞满天，时空就这样仿佛穿越到了李白的年代。但有一个问题我总想不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是下游，但峡谷里浪大涛猛，江流中处处是漩涡，李白坐的这艘帆船，还千里江陵一日还，速度咋这么快呢。古代的帆船，冷动力时代，这船再快，也是慢船吧。后来我懂了，这是春风得意的李白，在诗歌里的夸张意象。古代的慢船，古铜色皮肤的纤夫，他们那峡谷上岩石一样凸起的肌腱，这是我对那些沉默而又富有力量男人的想象。他们偶尔迸发出的高亢号子，把一条河流的水也喊得高涨了。一条河流的两岸，血汗之路上凿刻出来的屐痕处处，与一艘船命运与共的航程，是最好的呼应。我想起一些古代的船上乘客，他们用那悲悯目光望着青筋毕露的纤夫，纤夫的每一次吆喝，让河水上涨，也让心潮起伏。那些年，我常坐一艘慢船，去云雾缥缈的下游寻找我精神世界的远方。我之所以愿意坐一艘慢船去，是想这样优哉游哉的时光慢一点，慢一点抵达，就可以让梦晚一点醒来，一旦抵达了目的地，我即将面临的，又是返程了，而逆流而上的航程，是我不愿意见到的灰扑扑的故乡。那些年，在常州求学的小乔，也是这样坐着长江上的慢船而去。小乔说，她看的几部古代名著，都是在慢船上伴着水声阅读完的。小乔说，她当年在慢船的摇晃中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一个妖精。而今，小乔也快人到中年，有天她告诉我，真想再坐一趟慢船去常州。旧船票是没有了，涛声依旧，但能不能登上当年那艘慢船，我是真的不知道了。但我可以告诉眼袋深垂的小乔，你的梦想还可以坚持下去，而今做一个女妖精是多么幸福的事。从前那些坐慢船的时光，成为我人生时光里的一幅剪影：青色天光里，一艘慢船，在河流中央与一个时代打着告别的手势。重拾旧信遇见你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句话说的是大翻译家傅雷，在他遭受命运折磨时，依然感觉“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翻译了浩瀚的西方文学作品。那时，大儿子傅聪远在欧洲游学，傅雷把对儿子严厉、博大、温厚的绵绵之爱，都流淌在了一封一封书信里。后来，傅聪和弟弟把这些父子之间的书信结集出版成《傅雷家书》，三十多年过去了，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傅聪傅敏兄弟俩到父母墓碑前读信，他们一同抚摸着冰凉的墓碑，想把爸爸妈妈从遥远的世界里呼唤出来，我的心里也是那么难受。人到中年，重读《傅雷家书》，眼前总浮现起这个中年男人当年在上海江苏路二百八十四弄安定坊的书斋内，给儿子深情地写信，然后穿过大街去邮局投递信件的清瘦身影，他依然保持着尊严，把每一根头发都梳得一丝不苟，双眸明亮，但已有两个浮现出的深深眼袋……傅雷用丰厚的文化底蕴，通过书信不断涵养滋润出一个艺术家的傅聪、一个杰出英语教师的傅敏，我对父子之间在书信里的相互激荡，充满了由衷敬意。有天我读了《傅雷家书》，在晚餐的桌子上斟满了一杯酒，心里喃喃呼唤的，就是这个优雅、谦卑、傲骨、有时脾气也很大的傅雷老先生，我同这颗老灵魂的跨时空相逢，通过一杯薄酒的发酵，在血液里贯通了。前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偶然买到一本抗战家书，读到了往日心里那些铁骨铮铮的抗日俊杰写给亲人的家书，有的大都成为了遗书。这些信里，依然有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让我与他们再次相遇，只是少了那一份以前想象中虚无的崇高，他们以骨肉之躯，血染疆场，以殷殷嘱托，激励后人。抗战名将左权将军，陨落战场时年仅三十七岁，在他从前线写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女儿）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这样一个慈爱父亲的形象，跃然纸上，我仿佛眺望到了炮火连天中那一块种了洋姜、西红柿的菜地，左权将军从菜地里躬腰后抬起头来，我似乎还看到了老照片中他那挺直的鼻子。读一个当年知青写给家里的信，他说自己近来的工作就是垛马草，知道那个年代朦胧田野上真有一个村里蓄长辫子的小芳。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青年们的通信，想起我走在县城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去拜访一个著名诗人的情景，那天从他家里走出来，他塞给我两个咸鸭蛋，我在县城的星空下，晃荡了一夜……读民国年代的信。鲁迅写给许广平幽默冷峻中亲昵语气的情书，让鲁迅一贯严肃的形象顿觉和蔼亲近。萧红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对这个孤苦的女子顿生爱怜之心。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一封信就八个字“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张爱玲也回了八个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个因为爱，低到尘埃里却开出花的女子，在我心里更清晰了，她也不再是那天边一弯凄冷的新月。把时光之舟放逐得更远一点，还可以读到孔子的《论语》，李白写给汪伦、孟浩然写给王维、苏东坡写给黄庭坚的诗，其实也是翻越关山万重的旧时书信，我仿佛听到了嗒嗒嗒的马蹄声，还有天空中嘎嘎嘎叫着的雁阵声，那是古时大地与空中穿越万里的信使。见字如面，而今我上哪里找到一封孟浩然、苏东坡、王安石他们的原版书信，要不，我一头扎入唐朝、宋朝的时光深水里去打捞一下？前几天于凌乱的书柜里整理家信，读到一封父亲写给我的信：“儿啊，我还是你的爸爸，好吗……”那是我青春期叛逆时，愤然之中在一张包面条的纸上写下了断绝父子关系的协议书，等我蓬头垢面流浪归来，父亲从门缝里塞给我的一封信。快三十年的日子过去了，这个八十岁了一直爱嘀嘀咕咕的老头儿，还在人世间做着我的爸爸，我应该庆幸命运待我柔肠慈心。这些安卧在老时光里的信，没被苍凉之风吹散，却被岁月的老棉被焐热，让每一个字都有了温度，也让我遇见了那些又沧桑又年轻的面孔，忍不住学着张爱玲的口气轻声打了一个招呼：“噢，原来你也在这里呀……”老猪油我在冬天的夜里收到一个微信，是远在天津的老刘发来的。老刘在微信里感叹，真想念妈妈在乡下用老猪油拌的白米饭啊。老刘再也吃不到妈妈的老猪油拌饭了，妈妈去了另一个世界，老猪油也早已经融化在过去的岁月里。在冬天的城市里，老刘对老猪油拌饭的思念，也让我想念童年乡下时，在柴火灶里用猪油炒的大白菜、红薯粉条、芹菜丝……当然，我想念的老猪油，是上世纪的猪油了，主要是指我身体还在上蹿的七八十年代。那个香啊，让我在梦里也咂动舌头，那是在吃猪油渣儿。而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由一个乡村少年，成为一个烟尘滚滚里的中年男人，两眼浑浊，一思考人生的意义就觉得疲惫不已。但还值得庆幸，在世事人心的熬炼里，一颗心，还散发着猪油那样的沉香。稻谷归仓，往往又是乡下人一年辛苦的开头，秋收了，又开始冬忙。只有杀年猪，冒着热气的猪肉下锅，乡下人才可以坐下来，就着蒜苗炒肥肉、猪血汤喝上几顿大酒。杀年猪时，我一个堂叔，总喜欢伸出巴掌去量一量猪的肉膘，嘿嘿嘿笑着说：“有三个指头的膘呢。”一旦膘厚，猪油就多。猪油怎么不多嘛，猪已经吃了一个多月的红薯。猪油多不多，是衡量一个乡村家里，殷实不殷实的标志之一。刚杀的年猪，肚子被气筒吹得滚胀，用大铁钩挂着，只见屠夫对手吹吹气，用锋利的杀猪刀，对着白瓜瓜的猪肚子哗地一声划开，一股热气腾出来，屠夫伸出手掌去摸猪肚子里白花花的猪油叫出声来：“哇，这猪油安逸！”猪油从猪肚子里割出来，一般是在旁边守候的奶奶接过去，她搂着木盆里沉甸甸的猪油，缓缓放入一个黄色陶罐里，用盐搅匀，撒上干花椒，用盖子密封好。再后来，我母亲把这猪油在铁锅里熬出纯油来，再倒进罐子里冷却，乡村叫腊猪油。但我奶奶不这样干，因为这样，猪油在罐子里看起来，饱满多了。一个猪油罐，成为全家人心里的藏宝罐。那时乡村人的脸色，大多菜青色，或者发黄，主要就是营养不足。每逢家里炒青菜、炒南瓜、炒茄子、煎豆腐，或者下面条，奶奶就抱出猪油罐，用锅铲把猪油铲出，柴火灶里噼噼啪啪燃着稻草或者柴木，放进高温的铁锅里，只听哧啦一声，铁锅里腾出一股油烟，在旁边咂着嘴儿守候的几个孩子，口水一冒就出来了。奶奶把煎熬出猪油的枯黄油渣，铲上来，倒给几个孩子早已摊开的手上，或者直接倒入嘴里，也不怕烫，在嘴里贪婪地挛动，香啊，奶奶，香啊，妈妈。我母亲偶尔在炒菜叶里、盐菜面条里吃到猪油渣，就用筷子偷偷夹到我碗里，我一口就吃掉，再眼巴巴蹲守在母亲面前，看她碗里还有没有猪油渣。母亲把碗里翻掏了好几遍说：“娃，真没有了。”记得有一次，母亲说：“娃，你好好读书嘛，长大了天天吃猪油渣。”每到中秋节，一粒粒白生生的糯米早已归仓，奶奶就用猪油煎了，在铁锅里蒸糯米饭，奶奶在糯米下垫一层荷叶，蒸出的猪油糯米饭特别香。一轮明月当空，我看得清母亲脸上还扑着尘灰，一家人，就在院坝桌子上吃一顿团圆的糯米饭。吃饱了猪油糯米饭后，我躺在竹椅上望月亮，感觉月亮里面有一棵树，就像村头的黄葛树。我爷爷临死之前，奶奶抱着老油罐，一步一步走，用猪油煮了一碗面条，爷爷只喝了一口汤，就落气了。我认识的一位诗人，在北京开了一家著名的餐厅，还坚持用猪油炒菜，食客们大叫过瘾。在怀旧的酒家，我真想陪诗人喝一顿好酒，吃猪油炒的菜。我还要告诉诗人，我早已不写诗了，但我还在心里爱着诗，就像爱着那老猪油。纯文学杂志前不久，看到《人民文学》主编回答记者关于文学杂志会不会消亡的问题，主编乐观地说，人性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有麦当劳等很多更时髦的食品，但我们还是要吃羊肉泡馍嘛。《人民文学》《钟山》《当代》《十月》《收获》《花城》……这些响当当的纯文学杂志，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文学小青年来说，仿佛听到了航空母舰的名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正在灰扑扑的县城大街游荡，路过一个出售报刊的邮政门市，看见橱窗内摆放着刚到的文学杂志，花两元五毛钱买了一本文学杂志，翻开一看，哇，有县城鲁诗人一组气势磅礴的诗歌，蘑菇云一样腾起在杂志上。我胸口发热，边走边读鲁诗人的大作。我靠在一棵树上，想起自己在小镇默默多年写诗，梦想的事情就是在一些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天边的每一个雷声，都以为是自己诗歌发表前的预兆。和我一样，那些满脸粉刺的文学青年，他们带着梦游一样的目光，痴望着文学杂志上一些作家的名字，幻想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能够在上面飞奔。为了发表，我们只得地下游击队员一样打探着那些民间的内部杂志，在上面发表文章，没有稿费，有时连邮寄的邮票也要附上。所以那个年代，像鲁诗人这些时常出没在纯文学杂志的作家诗人，成为我精神的偶像。鲁诗人来自东北，身材本身就高大，加上那时我目光有些异样，在县城见到鲁诗人，更觉得他高大了。我去县城拜访他，他正趴在窗口眺望雾蒙蒙的长江，我竟紧张得张不开嘴。鲁诗人告诉我，就是这奔腾不息的长江，给了他源源流淌的诗情。我猛地失落了，原来我没有住在长江边，写的诗歌才那么小家子气，大多是一些狗叫鸡鸣人恍惚的句子。我还参加了鲁诗人在县城宾馆举办的诗歌研讨会。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边听着诗人们发言，一边鬼鬼祟祟地猛啃一口西瓜。旁边一个写小说的文友突然狠狠掐了一下我的手：“乡下人，吃西瓜文明点呀！”研讨会最后，轮到县里专程来出席会议的宣传部门领导讲话了，领导是个秃顶，边讲话边挠头顶。他讲得激昂，鼓动县里作家们，发奋图强，多在国家、省一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县里可以给予奖励。作家们纷纷表态，摩拳擦掌，誓言要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中午，县里出资，庆贺鲁诗人在文学刊物发表诗歌的喜事。领导轮流给他敬酒，我侧耳听见领导的敬酒辞：“鲁老师，这是县上的光荣啊，县长委托我给你敬一杯酒！”一直激动着的鲁诗人一仰脖就喝了。最后，他跑到厕所吐了一地。二十多年的时光溜走了，不知不觉就溜到了我的中年。这是一个装嫩显得羞涩、装老显得矫情的年代，我也没有在纯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太多的作品，就是发表了，也远没有当初那样激动了，因为读者已是多元化了。有一个诗人向我抱怨，他在一家著名的诗歌刊物上发表了上百首诗歌，感觉在诗坛还是寂寂无声。我坦然告诉他，过去那种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就一举成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个全民都可以写作的时代，越是普遍的事物，好东西就弥足珍贵，写作者的命，就是不停地写下去。当年那些曾经著名的纯文学期刊，我无意中做了一个统计，在我生活的城市，总发行量没超过一百本。但我还是常常购买一本，晚上睡觉前拿起来在床头抚摩一下，如同抚摩我在城里日渐粗壮的腰身，抚摩我爱人渐渐变得粗糙的肌肤，但是亲人一般的温暖。纯文学刊物，在这个时代的天幕下，我不能说它是昨夜滑落的星辰，但它确实在天边孤独地眨闪着眼睛。请允许我在窗口，向天幕中这样的眼睛给予凝视。老家的第五生产队在我们老家，过去某某大队下面的第几生产队，那个称呼已经成为了历史，现在正确的称呼是某某村第几组。不过我现在回老家，还是习惯性地称呼第五生产队。我是第五生产队的人。我们那个生产队，在村里排行老五，所以就是第五生产队。总人口247人，田地面积456亩，有五十岁以上的单身汉两个，一个五保户。这是1980年大队会计报表上的数字，他能够两只手同时打算盘，可惜死了好几年，要是活到现在，我要动员他去参加中国达人秀节目。在我们那个生产队，我父亲是大学专科，是村子里最高文化了。生产队的人说，我父亲还是建村以来最大的官员。其实我父亲不是官员，他就是县城机关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过生产队的人不这样认为，秘书就是官员。我父亲笔头好，一些领导之所以在会议上能吼上两嗓子，有时就是秘书在幕后操刀。我从小就生父亲的闷气。他丝毫没有官员的派头，生产队杀一只羊，他还要难过地闭上眼睛。我发觉父亲有些装，我奶奶九十岁那年落了气，他竟当着人的面笑了，后来才是哭。我生父亲的气，是他还没生产队队长那样的派头。农户家杀了猪，请队长去吃肉，他还要发表讲话，用一根小枝丫当牙签，在牙缝里掏肉。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父亲，感觉是受了雷击的样子。有一年，生产队长去县城里找我父亲，让他帮忙搞点化肥回来。父亲不但没帮上忙，还在生产队长面前出了丑。生产队长回来说，我父亲追着领导的吉普车跌跌撞撞跑，在后面喊，领导，领导，你的包。生产队长回来带嘲讽的语气说，不就是一个给领导抬轿子端洗脚水的王八么。我母亲听到了，嘿嘿嘿地笑。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亲近，我三十岁那年，有次还开导我母亲和父亲离婚。母亲终于发火了，你要我去死啊。我们那个生产队，出了好多怪事丑事。比如，传说某个单身汉口味重，对牲口有兴趣，程胡子家有一头母猪，为了捍卫它的“贞洁”，每逢那单身汉来院子里晃荡，程胡子就挥舞着一把明晃晃的斧头，嘴里似乎还在念叨咒语啥的。还有，一向慈眉善目的刘老汉，在生产队的水井里投毒，后来被关了一个月出来，还是笑眯眯的样子，说自己是正当防卫。他还居然活到了九十三岁。想起那年，我在一个小镇做了干部，堂伯鬼鬼祟祟来到我单位，说亲眼看到我家祖坟冒青烟了。我知道堂伯说的是屁话，他有白内障。二十二岁那年，到法定结婚年龄了，人长得猥琐，写了好几年爱情诗，还不见爱情的动静。我们生产队长的女儿，喝井水长大，皮肤比西施差不了多少。队长托人来提亲，准备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我害怕成为爱情的五保户，就答应了。哪知，我看不惯生产队长嘴里两颗缺牙，他嬉笑的样子，就像打麻将赢了大钱，太没城府了。他似乎明白了我的不满，很快去补了两颗金晃晃的假牙，一回来就到处宣扬，要给我和他女儿操办婚宴了，还要请县里领导来讲话。我气愤了，抽刀断水，和他女儿终止了恋爱关系。不要以为我是写朦胧诗的，一旦我绝情起来，我不比黄世仁差。而今，我们那个生产队，荒凉了。杂草疯长，把路淹没了，把田园也快淹没了。肯定有一天，它要消失在杂草丛中。当年生产队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城里居住。我回去统计了一下，生产队里还有十七个人居住。前不久，一个农妇买了耕田机，她心里急，看到那么多田园荒芜，却把自己的双腿轧断了，血把一个田里的水也染红了。我想起离开生产队那年，我的叔说，侄儿，混不下去了，回来种地，镰刀、扁担、蓑衣，都给你留着。叔早走了，每逢清明，我还是要给他烧冥钱寄去。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借宿在村里人家，半夜万籁俱寂中听到一声犬吠，恍然到了外星球。每逢我回到我们那个生产队，我还染上了一种怪癖，总喜欢去山头转悠，去看看那些土坟。我的这个怪癖，是和生产队里的周老二学来的。周老二十年前从生产队搬来城里，起初很兴奋，天天吃油条喝豆浆，但越活越寂寞，常一个人回到村里，穿过杂草丛生的山梁，坐在坟前，和他那些逝去的老先人说话。周老二的儿子是一个老板，肚子越长越滚圆，他大把大把地花钱，不想有“人到了天堂可钱还在人间”的痛苦，这些我都比不过他，他一顿饭常常就是几千块钱。我混了一个科长级别，一个月工资杂七杂八加起来，也就四千多块钱，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打发过去了，还要送礼什么的。我就想，一个人要在这世上活下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一度时间，我总想发大财。城里老付语重心长对我说，你整天这样瞎琢磨，只能减你的寿命。我也不想过早地把身份证上的照片当作遗照。我就一个贱命，我是我们那个生产队里，顽固的一个拖拉机手，突突突地行使在崎岖老路上，冒着浓烟，从瓦特时代缓缓开来。我的好多文友，都写畅销书了，都给大导演写剧本了，我还是写着自己的一些小心事。我的好多同事，都处长厅长级别了，我还是写着“加强、强化、重视、必须”这样的枯木文字，还是写着春花秋月下的徘徊感伤。而今我手机一般只开一半天，上午写作，下午闲逛，人与人之间，不要相互干扰。想起有一年，我们那个生产队里来了一群人，戴着安全帽，是钻井队的，听说我们生产队的地下有石油。正好，是在我家自留地里。我妈说，命恐怕要改变了，她打着铺盖卷儿抱到自留地里睡觉，反复要求，要赔偿，是她把土地保护好的。但村里干部说，石油是国家的，想发财，没门儿。结果，轰隆隆钻了几天，石油，真没有，倒是我们生产队里一个水灵灵的少妇，跟钻井队里一个工人私奔了。那少妇的一张黑白照片，还被一个单身男人压在枕头下睡觉。还是说生产队里坟的事情。有天我叫上周老二，回到生产队。我再次和他去山头溜达，陪周老二一座一座土坟往前走，回忆着那些人。一座土坟已老得不成样子，微微隆起的小土丘，有几块风化了的石头，像一个乡村戴着破毡帽的老头儿，佝偻着身子，捂着胸口在咳嗽，咳出了血，把脚下的草也染红了。这是我大爷爷，我对老二说。他死的那一年，我刚四岁。大爷爷是怎么死的哎？他六十七岁那年，担着生产队的一捆稻草，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再没爬起来。大爷爷的棺材，是临时找吴老四家借来的，大奶奶说：“四哥啊，你还要活些年数，就先给我家老头子吧。”这一座坟，就是吴老四的。吴老四那年死于肺癌，他的烟瘾好大。一个大烟杆吧嗒吧嗒着，腾起的烟雾好比在燃稻草，吴老四哗地一口痰吐出去，吓跑了一只鸡。吴老四死前几天，从床上爬起来，把那个烟杆用水洗净，再用帕子擦干，吧嗒了几下，艰难地吞咽着口水。他的遗物，就是一个烟杆儿，挂在土墙上。说是有个晚上，他家闹起了鬼，烟杆里吧嗒着火光了。吴老四的老伴儿却一点不怕，她说，那是吴老四还魂回来了，他早过了奈何桥，还没忘了前世的亲人。那松柏树下垒起的高高土坟，是刘老大的。那年夏天，雷雨滂沱，刘老大牵着一头牛去树下躲雨，一声霹雳，腾起一股白烟，刘老大通了电，倒头就死了。这人的命，没一头牛那么大，牛安然无恙。刘老大死的那年，我在村小读三年级。放学回家，我看见刘老大的土坟，还不到两个月，就长出青草了，一只羊在那里，咩咩咩啃吃坟上的草。刘老大的子孙兴旺，有一个还在外地做了官员，过年常回来，把刘老大的土坟垒了又垒。一块叫作老鹰石边的土坟，是姜大贵的。姜大贵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压迫得他好苦。后来，他说话也没力气了，就摇着头打手势，吞着口水，表示不想说话了。姜大贵最后的力气，用在了上吊上。他找来一根放牛的绳子，在一棵桐树上上吊了，还没落气，就被去地里拉屎的张大宝发现了，把他救了下来，大骂他：“姜大贵，你这个找死的，活着不好吗，可以喝酒，吃腊肉。”三个月后，姜大贵还是用同样的办法，死去了。我的三奶奶说过一句话，她说人啦，寻思着怎样去死，最后就是怎样死去的，那是命。在三奶奶的坟前，我想着她那一年的死去。三奶奶躺在三爷爷的坟前哭诉，老头子啊，快来接我过去哦。半年后，三奶奶生了一场大病，去见三爷爷了。那天，我和周老二一路回忆着那些土坟里的事儿，如在废墟里考古的人。这时，一架飞机从头顶轰鸣而过。我和老二坐在石头上，沉默着，像风中冷去的石头。想起十多年前，在我故乡山梁上修机场，我爷爷的坟需要迁移。我们把爷爷的坟挖起时，棺材烂成了几块朽木，爷爷也只剩下了几块凌乱惨白的骨头，但我分明看见，骨头里，几颗牙齿还在，爷爷好像还在尖厉地呼喊。这些村庄里死去的人，像一片树叶在风中掉下来，无声无息，最后用黄土打包，成了坟。若干年后，坟也不见了，成了记忆。记忆也消失了，成了天地间飘荡的风。我是生产队里的人，我生命的部分密码，是生产队的一些基因埋在我的血肉里，这个，绕不开。在城里的父亲母亲，而今还喜欢去街上溜达梭巡，一旦发现从我们那个生产队里来的老乡，就会冲上去，紧紧拥抱，或者一直拉住手，说个不停。有次，我看见父亲母亲碰到一个在城里居住的生产队老乡，父亲母亲居然和那人抱头痛哭在一起。我明白了，那就是所谓的乡愁吧，这不知是多少人的不治之症。第五生产队，等我死了，做你那里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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