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传承 ——基于国家级“非遗”项目歙砚(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传者及把关人需要从对象真实、手法真实和情怀真实三个层面来破除受众对于作为媒介产品的“非遗”影像的迷信：不对拍摄对象人生经验和艺术生涯进行

传者及把关人需要从对象真实、手法真实和情怀真实三个层面来破除受众对于作为媒介产品的“非遗”影像的迷信：不对拍摄对象人生经验和艺术生涯进行虚构和渲染；控制使用特效和慢镜头的数量和频率；摒弃为煽情而煽情的伪文化情怀，以防止影像沦为商家创造消费者的“伪真实”陷阱的工具，从而也能借以将受众培养成具有一定鉴别能力的文化传承的潜在力量。

四、倡导融合文化责任感和文化本真性的自主精神。“非遗”的传承需要社会各界在文化责任感指引下通力合作，而不是通过媒介引导社会各界努力消费“非遗”。学界、媒体以及其他社会成员，都需要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来对待“非遗”，并在“非遗”传承中完成各自不同的使命和责任，走出“全民‘非遗’”的误区。“非遗”尤其是技艺类“非遗”，未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走高精尖的路线，发掘其经济价值不是保护“非遗”的唯一且首要使命，要使其成为社会成员觉得自豪而自信的“非遗”而不是人人都消费得起的“非遗”。影像的传者和把关人要具有自觉主动维护“非遗”的文化责任感，将影像作为“非遗”项目完整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歙砚制作技艺的影像传播中，突出“高、精、尖”的具体表现，则是将重点放在优质石料的标准及选择取技巧，高超的雕、刻、磨、敲等具有浓郁徽派特点的制作技法以及传统与创新有益结合的构图上，强调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的统一。通过影像的传播，助力培养同时具有文化责任感和相应的辨识能力以及经济能力的群体成为歙砚的主要消费者，从影像转移到现实市场，实现歙砚制作技艺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其他群体则以学习、识知和形成文化认同作为支持“非遗”传承的主要路径，实现其社会价值。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活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静态保护。活态保护的关键是传承人。”⑤对于影像中传承人的选择其实是项非常重要也很困难的工作。社会上无论是商业手段还是行政手段已经树立起来的典型不可否认地被神化。与之相反的是数量上占据多数的从事歙砚制作行业的“非遗”劳工，其中有不少也曾对歙砚雕刻技艺情感深厚并立志要以此为事业。影像若以这两类群体为对象，选择受过良好的技艺熏陶，出于爱好与文化责任感，并有达到一定水平的真实代表作和研究成果，技艺上不断精进的传承人作为影像的主要焦点之一，或许有助于实现歙砚制作技艺的本真性的回归，同时也缓解“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减少媒介过度消费”非遗”的可能性，使影像成为“非遗”传承的有效助推器。

注释：

①[美]詹姆斯·波特著，李德刚等译：《媒介素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 50 页。

②[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 页。

③[美]爱德华·霍尔著，何道宽译：《超越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90 页。

④[美]查尔斯·埃德温·贝克著，冯建三译，陈卫星校：《媒体、市场与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8 页

⑤冯骥才：《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10 页。

影像作为一种视听传播形式，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影像既能实现文化档案的留存，又能帮助与“非遗”有关的信息扩大传播范围。影像实现“非遗”传承功能建立在高品质的内容和形式基础之上，否则可能会给“非遗”的传承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像在“非遗”传承中的价值定位不同传者的传播动机和传播能力使当前的影像传播在“非遗”传承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不同的角色对“非遗”的完整性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作为记录的影像。很多“非遗”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正处于或快或慢的消逝的状态，将“非遗”作品用影像记录下来形成档案资料是对“非遗”进行保存的重要方法，增加了信息保存的维度，尤其是戏剧类、语言类、舞蹈类的项目。如对昆曲曲目进行挖掘整理，并用影像加以记录和保存，既留下有关咬字、吐音、曲调、板眼等信息，也使行头、程式动作以动态的可视化的形式保留下来。与戏剧类的“非遗”项目不同的是，歙砚制作技艺的变化性和灵活性导致其所包含的内容异常复杂，其技法和技巧很难通过影像的形式进行全方位的展现。二、作为叙事的影像。“大众媒介不是首先确定它的传播工具和信息，然后再去寻找受众。相反地，大众媒介会先对潜在受众的信息需求进行调查并确认，进而开发相应的传播内容。”①人们对于来自影像的视听刺激的知觉要比书面文字或单纯的语言表述更加乐于接受，且更偏爱故事化的叙事，使传者乐于借助影像手段吸引受众。信息重组之后形成的故事化叙事的影像，更能反映传者的传播意图同时更能满足受众偏好，如《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中的点茶技艺以及砚与徽墨，《都挺好》里的苏州评弹，《延禧攻略》中的刺绣等。三、作为行业垄断助推器的影像。媒体在提供产品的同时，设置了受众的议程并完成了包括广告主在内的一系列对象的偶像化甚至神化。如新浪出品的《大国工匠遇见非遗》，几乎都是将某一具体的传承人等同于“大国工匠”，尤其是《观鹰刻砚》一集，对从业者的经历尤其是只有业内人士才了解的相关信息进行移花接木或虚构，把拍摄对像塑造成一个与真实情况不甚相符的形象。这种偶像化尤其是神化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了行业垄断的形成，另一方面加剧了受众与”非遗”之间的距离感，与设立“非遗”项目的初衷背道而驰。四、作为创收项目的影像。媒介平台以此获得收视率和点击量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如优酷自制的定位为纪录片的《了不起的匠人》，从2016年的第一季到现在，除2018年第三季评分低于 6 分外，其他三季分别为 8.6、8.1 和8.7，前两季全网播放量超过十亿，并成为网络传播纪录片的IP 标杆。“非遗”影像作为平台的创收项目一方面是“非遗”传承与媒体市场结合的结果，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对“非遗”的消费。即便有传者费尽心力地把适应高语境交流的信息进行低语境化的编码，以适应受众的解码能力和接受偏好，但这其中所丢失的信息关乎“非遗”的完整性。“非遗”影像传播存在的问题就现有的有关歙砚制作技艺的影像而言，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主要有四种形式：专题片、纪录片、综艺节目和社交平台小视频，其中包括官方和非官方。这些影像得以制作和传播，其动因除了相关管理部门出于对现存“非遗”项目的抢救性保护的需要之外，还存在很多与其他社会因素相关且不利于这一“非遗”项目得以完整传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献媚式的讨好。从国家有关部门倡导保护“非遗”并出台相关政策以来，与“非遗”有关的影像就成为大众传播信息流当中重要的一支，甚至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成果被重视。而当前与歙砚制作技艺有关的“非遗”影像，呈现出的重个体轻文化，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不能不说是行政化政绩观主导之下对主管部门和受众的献媚式讨好。“现在的人们经常按照自己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见解有意识无意识地重新塑造着过去。”②当现代影像手段越来越频繁地被运用到保留或抢救“非遗”的过程中，由于大多数研究者或纪录者的自身局限性或歙砚制作技艺的复杂性，并不能完全保证影像呈现的本真性。与此同时，让影像看起来更精美以便吸引眼球的价值导向也弱化了信息的真实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传播的不完整。二、错位的对话语境。媒介快速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专题片、纪录片还是社交平台小视频，尤其是综艺节目，越来越倾向于低语境的传播。而“非遗”影像传播内容却包含了高语境的艺术形式，高语境交流“是统一和内聚的力量，寿命长、变化慢。低语境交流不具备统一的力量，但可以轻易和迅速地加以改变。”③此外，媒介往往会为保留和引发观众的兴趣和好奇心而将影像在视听觉和叙事结构上进行艺术化处理甚至是夸张渲染，这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度的问题，导致神化和玄化的表现从而破坏了文化本身的精髓，进一步增加了“非遗”信息在传播中的损耗。歙砚制作技艺信息与低语境的影像传播形式之间存在错位的情况，而部分传者有意无意地利用这种错位，以实现影像的大范围传播。三、隐藏的市场利益驱动。受众对“非遗”作品的评价来自于作者的知名度，而大众传媒产品中的影像则是他们判断作者知名度的依据，传媒在制造知名度这一项目上又尤为擅长。大众传媒产品的制作者和把关人们，对于“非遗”及其传承人的认知在未必正确和完整的情况下，通常会通过行政渠道或商业渠道完成信息的筛选。这也为只想以营利为目的从事“非遗”项目工作的个人和群体提供了逐利的温床。制作、发行、传播的单位和个人以及被传播的个人或群体深知受众的特点与喜好，同时，被传播的个体或群体也了解现代媒介的经营特性，于是，与“非遗”相关的影像成为逐利的重要工具。经济上的回报和收益成为消费“非遗”、消费民族情怀的驱动力，而受众的特点及媒介素养的有待提高，使这种利益驱动力少了很多障碍。四、“全民‘非遗’”的误区。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影像制作传播门槛降低，获取与歙砚制作技艺表象相关信息的渠道更丰富，原本需要歙砚制作和影像制作的专业人士进行作业的专业影像也开始出现全民介入的态势。不论是否掌握歙砚制作技艺的精髓，是否了解歙砚制作技艺的文化内涵，只要有拍摄设备和从业者的加持，声音加画面的格里尔逊式的影像作品和节目就可以生产出来。而部分管理部门和机构也乐于将其看作是“非遗”保护欣欣向荣的成果不加筛选地纳入工作业绩中。然而这种“全民‘非遗’”的误区正一步步将“非遗”推向“保护性破坏”的深渊。“去媚”与“去魅”以还原“非遗”传承的本来面貌“文化之所以值得关切，在于保障内部的创造与言说的过程，以及本地的遗产、遗绪对于前述过程所能提供的概念资源。”④被品质参差不齐的影像消解了的“非遗”要回归本来面貌才可能实现完整传承和可持续发展。一、去行政化的影像传播导向。国家设立“非遗”的初衷是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广大公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尤其是认同，是民族自信的重要源泉。“非遗”影像的传播需要打破为达成行政指令或形成政绩样本的窠臼，从“非遗”的内部个性以及“非遗”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出发，将“非遗”中蕴含的精神与文化提炼出来，重新整理传播思路，从动机上完成去行政化。对“非遗”关注和传承其实应该是现代性反思的结果。“非遗”影像的传播不能变成行政指令的附议产物，而是需要引发人们反思全球化进程中人与物的关系，社会评判标准与正确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引导人们认识人作为社会个体与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被纳入国家“非遗”名录的歙砚制作技艺，其各级尤其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说不是行政指令的结果。媒体在歙砚制作技艺的“非遗”影像制作与传播中，需要以去行政化的传播导向，以技艺为标准，向受众展示真正的技艺本身，同时改变以人为主的叙事结构和习惯，从内容上实现去行政化，以提升广大受众对歙砚制作技艺本身的关注与认知，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二、引导娱乐背后现实指向的回归。当现实世界和媒介营造出来的世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影像尤其是“非遗”影像，作为“非遗”传承的重要阵地，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再只是营利和娱乐。文化领域“热闹”与“门道”的差异不在于影像感观质量的高低，而在于信息传播过程中对相关“非遗”项目的专业认知程度和对观众审美和真伪分辨能力的培养。只追求感观水准没有文化内涵的影像只是缺乏现实指向的娱乐和商业化工具，特效与特写叠加起来的影像不能成为文化责任和文化认同的现实指向。尤其是像歙砚制作技艺这样的技艺类“非遗”，要实现娱乐背后现实指向的回归，需要在影像传播过程中对高低语境进行对接，在影像传播中进行对接的具体方式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制作技艺起源与发展的展现；与歙砚制作技艺相关的历史典故的搬演和再现；历史上各朝代对技艺类型及歙砚制式的偏好及其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引入VR、AR 等技术，用技术体验的新鲜感弱化内容上的严肃性，以提高影像的趣味性和可接受性。这样既能减少高低语境错位，同时也能提高受众的认知水平，防止影像脱离辅助传承的定位过度消费“非遗”。三、消除企图创造消费者的“伪真实”陷阱。影像在“非遗”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培养受众的高评估能力。谈情怀的大师、一排作品展示、两三个加特效的制砚动作、一堆工具的特写就构成的当下媒介尤其是互联网上有关歙砚制作技艺的“非遗”影像。它们向受众传播的不是歙砚制作技艺中的文化，培养是目标消费者而不是受众的高评估能力。传者及把关人需要从对象真实、手法真实和情怀真实三个层面来破除受众对于作为媒介产品的“非遗”影像的迷信：不对拍摄对象人生经验和艺术生涯进行虚构和渲染；控制使用特效和慢镜头的数量和频率；摒弃为煽情而煽情的伪文化情怀，以防止影像沦为商家创造消费者的“伪真实”陷阱的工具，从而也能借以将受众培养成具有一定鉴别能力的文化传承的潜在力量。四、倡导融合文化责任感和文化本真性的自主精神。“非遗”的传承需要社会各界在文化责任感指引下通力合作，而不是通过媒介引导社会各界努力消费“非遗”。学界、媒体以及其他社会成员，都需要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来对待“非遗”，并在“非遗”传承中完成各自不同的使命和责任，走出“全民‘非遗’”的误区。“非遗”尤其是技艺类“非遗”，未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走高精尖的路线，发掘其经济价值不是保护“非遗”的唯一且首要使命，要使其成为社会成员觉得自豪而自信的“非遗”而不是人人都消费得起的“非遗”。影像的传者和把关人要具有自觉主动维护“非遗”的文化责任感，将影像作为“非遗”项目完整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歙砚制作技艺的影像传播中，突出“高、精、尖”的具体表现，则是将重点放在优质石料的标准及选择取技巧，高超的雕、刻、磨、敲等具有浓郁徽派特点的制作技法以及传统与创新有益结合的构图上，强调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的统一。通过影像的传播，助力培养同时具有文化责任感和相应的辨识能力以及经济能力的群体成为歙砚的主要消费者，从影像转移到现实市场，实现歙砚制作技艺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其他群体则以学习、识知和形成文化认同作为支持“非遗”传承的主要路径，实现其社会价值。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活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静态保护。活态保护的关键是传承人。”⑤对于影像中传承人的选择其实是项非常重要也很困难的工作。社会上无论是商业手段还是行政手段已经树立起来的典型不可否认地被神化。与之相反的是数量上占据多数的从事歙砚制作行业的“非遗”劳工，其中有不少也曾对歙砚雕刻技艺情感深厚并立志要以此为事业。影像若以这两类群体为对象，选择受过良好的技艺熏陶，出于爱好与文化责任感，并有达到一定水平的真实代表作和研究成果，技艺上不断精进的传承人作为影像的主要焦点之一，或许有助于实现歙砚制作技艺的本真性的回归，同时也缓解“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减少媒介过度消费”非遗”的可能性，使影像成为“非遗”传承的有效助推器。注释：①[美]詹姆斯·波特著，李德刚等译：《媒介素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 50 页。②[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 页。③[美]爱德华·霍尔著，何道宽译：《超越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90 页。④[美]查尔斯·埃德温·贝克著，冯建三译，陈卫星校：《媒体、市场与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8 页⑤冯骥才：《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10 页。

文章来源：《影像研究与医学应用》 网址: http://www.yxyjyyxyy.cn/qikandaodu/2020/0806/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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